我，方源，四十五岁，肺癌晚期，躺在2025年冰冷的病床上，听着监测仪规律的滴答声，那是我生命的倒计时。窗外是灰蒙蒙的天，就像我这失败的一生——老婆跟人跑了，儿子不认我，攒了半辈子的钱被所谓的“好兄弟”骗得精光。最后陪在我身边的，只有这满屋的消毒水味和怎么也喘不过气的胸膛。

“要是能重来……”这话我嘟囔了不下一百遍。

眼睛一闭一睁，好家伙！震得我脑仁疼的哐当声，呛得人直咳嗽的煤烟味，还有眼前这绿皮火车车厢——油漆斑驳的硬座，网兜行李架，印着“工农兵”的搪瓷缸子，对面大爷手里卷得粗壮的旱烟。

一九七九年，十月八号，下午三点二十。

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皮肤紧实，没有那些碍眼的老年斑，指节分明有力。车厢广播正播着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》，声音带着特有的电流杂音。这是我当年从插队的东北兵团返城的火车！上一次坐在这节车厢时，我心里揣着对城市的怯和对未来的飘，手里捏着皱巴巴的三十七块二毛钱，那是五年青春换来的全部家当。

“瓜子香烟矿泉水咧，同志脚收一收——”列车员推着小车走过，那调门和我记忆里一模一样。

我心脏蹦得跟揣了只兔子似的，不是怕，是烧得慌！老天爷真给我开了次后门，让我这手烂牌能重新码过！上一世我就是个棒槌，进城后被爹妈安排着相亲，娶了那个后来卷走我所有积蓄跟小白脸跑了的女人；进了半死不活的厂子，把领导得罪个遍，下岗第一批就有我；跟着人瞎折腾做生意，血本无归……这回，可去他娘的吧！

我摸了摸内侧口袋，那三十七块二毛钱还在。又摸了摸另一个口袋，心里踏实了——那本巴掌大的硬壳笔记本也还在。这是我插队时偷偷记的“未来事”，本来只是些胡思乱想，什么“七八年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了”、“听说南方有地方开始做买卖”，现在瞅，这哪是胡思乱想，这是藏宝图！

对面大爷递过来一根卷好的旱烟：“小伙子，瞅你心神不定的，来一口，解乏。”

我摆摆手，学着当年的口音：“谢了您呐，大爷，刚回城，呛得慌，正缓缓劲儿。”其实我是不想再碰这玩意儿了，上辈子就是被它送走的。

我开始盘算。首先，绝对不能回父母家，那是个坑。上次就是被他们那套“为你好”的说辞捆住，相亲结婚，人生一路滑坡。我得找个由头自己在外面落脚。这启动资金太寒碜，三十七块钱，在1979年虽说也不算太少，但想干点啥真是捉襟见肘。得尽快搞到第一桶金。

我想起笔记本里记的一桩事：七九年底，我们这座城市中心的老“信托商店”，会因为政策变动，有一批海外回流的老物件和“破四旧”时偷偷藏下的书画瓷器，被当成“废旧物资”悄悄处理，价格低得离谱。其中有一套缺了盖的雍正粉彩花鸟茶壶，被个走街串巷收破烂的用五块钱换走，转年那人就凭着这壶在北京换了一套四合院！这事儿当时传得神乎其神，成了我们这代人口中的传奇。

壶是别想了，我没那眼力，也碰不上那运气。但我记得，同时期流出的还有一些外国旧画报、科技杂志和工业说明书，被当成废纸论斤卖。里面有一本五六十年代的德国《机械制造》合订本，全是德文，没人看得懂。可巧了，我插队那地方有个下放的“老右”，是留德的工程师，他没事就教我认德文单词，说技多不压身。那本合订本里，好像有几页是关于一种简易塑料注塑模具原理的分解图，画得特别明白。

七八十年代之交，塑料制品可是紧俏货！脸盆、水桶、肥皂盒……谁家结婚能弄到一套塑料“喜”字脸盆，那可有面子了。国营厂子生产跟不上，样式也老掉牙。

火车到站，熟悉的站台广播响起。我扛起打着补丁的行李卷，没往家的方向走，而是拐进了邮电局旁边的“红星旅社”。用介绍信和一块二毛钱，开了个三天的床位。同屋是个跑供销的，满嘴火车跑得呜呜响。

安顿下来，我直奔市中心那家信托商店。店里冷冷清清，柜台里摆着些旧手表、旧收音机，玻璃柜子上一层灰。后院里，果然堆着几大捆用麻绳扎着的旧书报，一个老师傅正蹲那儿抽烟。

“师傅，这些……怎么处理？”我递上一根“大前门”，这是用我最后几毛钱买的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

老师傅瞥我一眼，接过去：“废品，等拉走化浆。咋，你有兴趣？”

“想找点旧报纸糊墙。”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小气巴巴的返城青年，“论斤卖不？”

“两分五一斤，自己挑。那边秤。”老师傅指了指角落的磅秤。

我心跳加速，蹲在那堆散发着霉味的书报前翻找。手指被粗糙的纸张边缘划了好几道口子，灰尘呛得我直流眼泪。翻了快一个小时，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，那本厚重的、墨绿色硬壳的《机械制造》合订本，压在一堆《人民画报》下面，露出了一个角。

德文花体字。就是它！

我强压激动，又胡乱扒拉了一些厚重的旧杂志和报纸盖在上面，一起拖到磅秤边。一称，四十二斤。一块零五分。我掏钱的手有点抖。

揣着这本“宝藏”回到旅社，跑到公共水房就着昏黄的灯光急不可耐地翻看。油墨味混杂着灰尘味扑面而来。找到了！在第两百多页，关于小型热塑性注塑模具的设计图解和简易改造方案，虽然设备描述是德国五六十年代的，但原理相通，结构简单到以当时国内的工厂条件，稍微改造一下旧车床就能尝试！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像着了魔。白天出去转悠，摸清了城里几家效益不好、设备闲置的街道小厂。晚上就窝在旅社，凭记忆把那些关键的结构图、原理图画在信纸上，旁边用中文写上注解。不懂的术语，就连蒙带猜，结合那位德国老师傅当年闲聊时提过的只言片语。

钱快花光了，旅社住不起了。我在城郊结合部，找到一个看鱼塘的窝棚，跟看塘的老光棍刘大爷说好，帮他守夜，不要工钱，只管我住。窝棚四面透风，晚上能听见野狗叫，但好歹有个落脚地。

我拿着画好的草图，找到一家快开不出工资的街道五金厂。厂长是个愁眉苦脸的中年人，姓王，正对着账本叹气。

“王厂长，我有个法子，或许能让厂子盘活。”我把草图摊在他面前。

他狐疑地看着我，又看看那些鬼画符般的图纸：“你是？”

“插队刚回来的，懂点机械。您看，现在塑料制品多缺！咱们厂有旧车床，稍微改造，就能做这种简易注塑模具。模具做出来，不光自己能生产塑料盆桶，还能卖给其他想搞塑料制品的小厂。这是图纸和原理，我看过德国资料，可行！”

王厂长将信将疑，但厂子眼看要散伙，死马当活马医。他召集了两个老师傅，加上我，就在厂里废弃的仓库鼓捣起来。我们把一台老掉牙的车床拆了装，装了拆，根据图纸一点点改。失败了不知道多少次，材料费是我硬着头皮跟刘大爷借的十块钱（他全部的积蓄），以及王厂长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点废料钱。

一个多月后，当第一个粗糙的、带着毛边的塑料肥皂盒从我们自己改造的“土设备”里压出来时，王厂长的手抖得拿不住那个还烫手的盒子。两个老师傅眼圈红了。

那天晚上，王厂长自己掏钱，买了瓶散装白酒，一包花生米。我们四个就在车间里，对着那台“功勋”旧车床，就着凉水喝。酒很辣，呛得我直咳嗽，但心里那团火，烧得旺旺的。

“小方，你是咱厂的恩人！”王厂长舌头都大了。

我摇摇头，没说话。心里想的是，这才哪到哪。模具太粗糙，产量也低，得改进。而且，光做低端的盆盆桶桶不行。我笔记本里还记着，过两年，那种彩色塑料发夹、带香味的塑料纽扣、玩具小喇叭，在年轻人里才开始流行，那利润才叫高。

靠着卖出的第一批简陋模具和自家生产的塑料品，厂子缓过气来。王厂长给了我一百块钱“奖励”，又特批我成为厂里的“技术顾问”。我搬出了鱼塘窝棚，在厂子附近租了间小平房。

手里有了点钱，心里那本账算得更远了。我知道再过一年多，上面会有正式文件鼓励“个体经济”，那时才是真正放开手脚的时候。现在，是积累资本和技术的时候。我让王厂长留意文化局、电影公司淘汰下来的旧幻灯片放映机、旧相机镜头，拆里面的镜片；又搜集废旧收音机里的磁棒、线圈。别人眼里的破烂，在我这都是宝贝。我琢磨着，能不能结合简易注塑，做出那种儿童望远镜、简易放大镜之类的小玩意儿，这比脸盆新颖，更好卖。

忙得脚打后脑勺的时候，家里托人捎信来了，说我妈病了，想我，让我回家。捎信的是我当年的发小，他欲言又止：“源子，你爸妈给你相看了个姑娘，棉纺厂的，听说……人挺厉害。”

我眼前瞬间闪过上辈子那张最终变得刻薄寡恩的脸，还有她卷走存折时决绝的背影。胃里一阵翻腾。

“跟我妈说，厂里技术攻关，走不开。我挣了钱，给她买最好的药。”我塞给发小五块钱，让他帮我买点罐头点心带回去。不是我心硬，是那道伤疤，哪怕重活一次，揭起来还是血淋淋的。有些坑，绝不能跳第二次。

发小叹口气走了。我站在我那小破屋门口，看着远处城市稀疏的灯火。1979年的冬天，风格外冷，但我心里揣着的那本“未来笔记”和兜里渐渐厚起来的几张票子，却像个小火炉。

路还长着呢。重活这一遭，我方源，再不能活成个人人都能踩一脚的烂泥。我要攥住自己的命，活出个样来。

（关于“重活1979方源全文免费阅读”） 说起来，很多朋友找《重活1979方源》的全文免费阅读，可能不只是想看个重生爽文，更是想在里面咂摸点那个年代真实的机遇和门道。就像故事里方源靠一本旧杂志翻盘，79年前后确实有很多如今难以想象的“信息差”机会，等待有心人去挖掘-1。

（再次提及“重活1979方源全文免费阅读”） 找这本书的免费资源时，别光顾着追主角开了多少金手指，多留意其中涉及的时代背景细节，比如政策风向的细微变化、不同人群的心态，这些才是重生活下去真正要啃透的“生存手册”。很多成功的起点，其实就藏在这些日常的褶皱里-2。

日子一天天过，我的小作坊慢慢有了起色。模具越来越精巧，能做出带花纹的梳子、彩色的衣扣。我偷偷跑南方的念头越来越强烈，听说那边已经有“三来一补”的加工厂，能见到最新的样品和更便宜的原料。王厂长胆子小，不敢迈大步子，满足于现状。我心里那簇火苗却越烧越旺，知道时代的快车就要进站，不上车，就会被远远甩下。

那天，我正对着一个总是不密封的香水瓶盖模具较劲，邮递员在门外喊：“方源，电报！”

是东北兵团一个过命交情的战友发来的，就七个字：“速来，有大事，黑河。”

心里咯噔一下。黑河？边境？一九七九年……边境可不平静。但这位战友救过我的命，他说“有大事”，绝不是玩笑。

我跟王厂长打了个招呼，说是老家急事，把手里攒的二百多块钱全带上，买了最近一班去北方的火车票。火车再次哐当哐当地开起来，窗外景色从熟悉的城市变为广阔的农田，又逐渐染上北国的荒凉。上一次这样北上，是怀着迷茫去下乡；这一次，是带着全部家当奔赴一个未知的召唤。

心里有点打鼓，但更多的是某种豁出去的兴奋。重活一次，瞻前顾后才是最大的浪费。不管是坑是路，总得用自己的脚去踩一踩才知道。

到了黑河，见到战友大刘。他黑瘦了不少，眼神却亮得吓人。他把我拉到边防哨所后面没人的江汉子边，指着对岸影影绰绰的轮廓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源子，机会！那边……老毛子那边，轻工业品缺得厉害！暖水瓶、胶鞋、印花布……都是宝贝！他们愿意用……”他搓了搓手指，又指了指地上，“用这些硬家伙、皮货、甚至……机器零件换！”

我脑子“嗡”一声。边境贸易！这在水源奇缺的北方边陲，早就不是什么绝对秘密，但真正敢下手、能打通关节的，凤毛麟角。风险极大，但利润……恐怕是几百几千倍的翻！

“你哪来的门路？”我盯着他。

大刘咧嘴，露出一口被烟草熏黄的牙：“我救过一个掉进冰窟窿的毛子兵，现在是他们那边一个小头目。信得过。现在缺的是这边靠谱的货和绝对嘴严的人。我第一个就想到你！你小子脑子活，插队时就能用破齿轮给我们造出捕兽夹，胆子也不小。”

血液一下子冲上头顶。我摸出皱巴巴的烟盒，递给他一根，自己点上一根，手有点抖。不是怕，是一种被巨大机遇砸中的眩晕感。上辈子我听说过这些传奇，但总觉得离自己十万八千里。现在，这扇门就对着我敞开着。

“需要多少本钱？什么货最紧俏？”我声音发干。

“第一批，不用多，但要扎眼。丝绸围巾、茉莉花茶、大白兔奶糖！这些在他们那边上层都是紧俏礼物。本钱……你有多少？”

我掏出全部家当，二百三十七块六毛。大刘看了看，说：“够了！我去联络。货我想办法从附近的供销社和仓库‘调剂’出来，按议价给你，比市场价高，但比对面能换回来的，不值一提。你就在这等着，准备好麻袋和胆子。”

等待的两天，像两年那么长。我住在边境小镇最破的招待所里，晚上能听到界江的风声，还有隐约的、含义不明的狗吠。脑子里反复推演各种可能：成功，一夜之间我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；失败，可能一切归零，甚至更糟。

第三天夜里，大刘像鬼影一样闪进我屋子，背着一个巨大的、鼓鼓囊囊的麻袋。“成了！”他眼睛血红，满是兴奋，把麻袋往地上一倒。

不是卢布，也不是我想象中的枪支零件。哗啦倒出来的，是好几块沉甸甸的、泛着暗黄色金属光泽的……铜锭？还有几个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的长条物件，以及一堆灰扑扑的、卷起来的厚重皮革。

“铜？！”我压低声音惊呼。

“对！工业铜！他们工厂仓库里流出来的，比轻工业品好脱手得多！这些，”他指了指油布包，“是全新的、高精度机床的备用导轨和丝杠，国内搞不到的好东西！这些皮子，是正经的乌拉尔貂皮，有点瑕疵，但便宜处理给咱们了。”

我看着地上这堆东西，心跳如鼓。铜，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，是严格的战略物资，民间极难搞到，黑市价格是官方价的数倍甚至十倍！那些机床部件，如果卖给急需技术改造但又没门路的小厂……价格不敢想。皮子更是硬通货。

“怎么运走？怎么出手？”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

大刘显然早有盘算：“铜和零件，混在拉木材的卡车里，我跟着押车，运到哈尔滨，我有路子能吃下。皮子轻，你带着，坐火车回去，到你们那儿找个皮毛收购站或者信托商店，很容易出手，就说老家亲戚捎来的土产。本钱和第一批利润，”他掏出一个手帕包，塞给我，“你的货换的，按约定，扣掉本钱和我的那份，这些是你的。”

手帕里是厚厚一沓钱，主要是十元大团结，还有不少零碎。我借着煤油灯微光数了数，足足八百六十块！不到一周时间，二百三十七块六毛，变成了八百六十块！这还不算我即将带回去的、价值不明的貂皮！

巨大的不真实感包裹了我。我狠狠掐了自己大腿一把，疼。

“后面还能做吗？”我问，声音发紧。

大刘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：“风紧，得缓一阵。这次是试水，很成功。等风头过去，我找你。这笔钱，你拿回去，别乱花，找正经营生垫底。这行当是刀尖舔蜜，不能当饭吃，但能让你快跑几步。”

我懂他的意思。这钱，是“横财”，是启动资本的超级加速器，但不能依赖这条路。

揣着八百多巨款和一卷貂皮，我像做梦一样登上了返程的火车。车厢里，我把装钱的挎包紧紧抱在怀里，一刻不敢合眼。不是怕偷，是怕一觉醒来，发现这真的只是一场梦。

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、被冰雪覆盖的北国荒原，我脑子里思绪翻滚。有了这笔钱，我能做太多事了。改进模具，购买更专业的设备，甚至……可以开始悄悄尝试我笔记本里记的另一个“大项目”——组装简易的电子表！

我记得清楚，八十年代初，电子表开始从南方流入，一块能卖到几十甚至上百元，而成本……如果我能搞到散件自己组装，利润空间惊人。这需要更灵通的消息、更广的人脉，以及一个安全的、不受打扰的场所。

回到我租住的小平房，我把钱分成了几份。一份藏进墙砖缝里，作为绝对不能动的“保命钱”；一份用来改善生活，买了厚厚的棉被、煤炉和足够的粮食；最大的一份，我打算用来实现下一步计划——找一个更偏僻、更安全的独门小院，作为我的“技术实验室”和“仓库”。

我去信托商店，顺利卖掉了那几张貂皮，瑕疵不大，又得了九十多块钱。手里可动用的资金，接近了一千元。在1979年，这绝对是一笔巨款，一个普通工人十年的工资。

我没有张扬，穿着依旧是旧棉袄，但走路时，腰杆不自觉挺直了，眼神里有了光。那是一种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的踏实感。

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接触厂里那些心灵手巧、家庭负担重、嘴巴又严的老师傅，请他们喝点小酒，聊聊技术难题，偶尔“请教”一些电子元件方面的知识（我谎称想修收音机）。同时，我让王厂长继续改进塑料制品，往更精细、更时尚的方向发展，比如带镜子的化妆盒、可折叠的衣架，瞄准年轻人市场。

我自己，则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，疯狂学习。找旧书，跑图书馆查过期期刊（虽然很难），努力回忆上辈子听说过的一切关于早期电子技术、市场动向的信息。笔记本越记越厚。

我知道，我正站在一个巨大时代浪潮的起点。我比所有人都提前知道了潮水的方向。我要做的，不是随波逐流，而是想办法造一艘结实的小船，甚至，是一台摩托艇。

不久后，通过一个老师傅的关系，我在城市远郊一个几乎半废弃的旧农机站角落，租到了一个带小院的独立砖房，位置偏僻，但通水电，关键是独门独户，院墙很高。我对外声称，是租来当仓库，堆放厂里的一些原料和模具。

当我用新打的钥匙打开那扇斑驳木门，看着空荡荡但充满可能性的院子和房间时，我知道，我人生的第二个“基地”，建立了。

这里，将是我真正开始搏击风浪的起点。重活1979，我方源的故事，从这里，才算是真正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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